【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祖国的统一，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派出部队，执行中央决策，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四个方向向西藏挺进。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主要交由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先驱们用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书写的故事虽早已远去，但其内涵却依旧激荡人心。那个特殊年代里，那段走进西藏、建设高原的故事今天正由亲身经历者、参与者和记录者娓娓道来，虽历久却弥新。

  “铁腿班，铁腿班……这歌，来劲呀，一唱歌，劲头就来了。出发之前就唱‘不怕那米袋沉……坚定我们信念，鼓起我们的勇气’”。当年19岁的王贵，在进军西藏部队里任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参谋同时兼领唱员的工作，甘孜度粮荒、负重徒步行军8000里，翻越20座雪山，“歌声要嘹亮，士气要高昂”。如今88岁的他唱起这些歌曲依旧铿锵有力、催人奋进。

  谈及从四川雅安出发的历史，王贵思路清晰，正色道：“4月4日，李奋科长带领侦察科从雅安出发，部队的运输全靠骡马。”上级给侦察科配备了三四十匹骡马，并调来二十多名新战士。从雅安西进，第一天抵天全，第二天抵二郎山下的两路口。“当时，出雅安不久路上还算平稳，没再次出现匪情，到了夜晚战士们就可以睡安稳觉了。”也许这样的安稳觉，在以后的日子里鲜有出现，才会让王贵记忆如此深刻。

  行军路上困难重重，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铁索桥面前却犯了难。王贵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当属飞仙关铁索桥。”桥下河流急，波涛汹涌，桥上铁索摆动。脚一踏上稀稀疏疏横置于铁索上的窄木板，就有点像上了钢丝绳一样，左右摇晃，心慌眼花。“但这是唯一的通道，非走不可。”然而现实情况是，骡马绝对不可能从桥上过去。“我们只得在河边把驮架子和鞍具从牲口背上卸下来，将牲口赶入河中泅渡而过，然后，由同志们把驮架上的物资从索桥上扛过去。”

  行军中，部队统一规定：排级以下干部，自己的东西全部自己背；连级干部四人配一匹马，自已可以少背一些；营级干部两人配一匹马，驮上马褡子，基本能不背东西，空手走路，有时还可以骑一骑；团级干部每人配一匹马，驮上马褡子，可以骑。

  为了解决西进中的缺粮问题，部队要多背粮食，加大携行量。这样战士、班长和排长的背包、、弹药、挎包、粮袋等全部自背东西，一般都在五十斤以上。连级干部一般也要背二三十斤。据王贵介绍，侦察科里两个团级首长李奋、高启样和三个营级干部王治华、鲁晋、杜焱的马匹，经常让病号骑或多驮些粮食等，他们同战士和连排干部一起步行。

  当时轻的驮子有120多斤，重的则达160－180余斤。困难吓不倒这个英雄集体。王贵感慨道，“十八军‘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不是虚传，李奋科长资历最老，年纪最大，却带头咬紧牙关扛重驮子。”

  有了领导的带头作用，一时间，同志们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来回扛驮子。到了对岸，大家又将马背擦干，备上鞍子，架好驮子，继续出发。“就这样，铁索桥被我们征服了。”讲到这里，王贵眼神中闪烁着自豪之情。随即说道，每征服这样一座铁索桥，都要花费约两个小时。物资顺利运过河，大家才能长舒一口气。

  “回想在铁索桥上扛驮子，搞得不好，就会摔到河中去，的确有些惊险。”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但王贵笑谈道：“其实初扛是有点吓人，但来回多走几次，跟着节奏摇晃，走过去也没有多大问题，倒别有一番情趣。”

  过了天全、两路口，川康地区的著名高山——二郎山出现在他们面前。大家即将负重翻越这进军西藏途中的第一座高山。

  从雅安到甘孜有一条抗战时期修筑的所谓“公路”，1944年前后举行过一次通车仪式后，就再也没汽车通行。那条似修非修的公路，已经名存实亡，只能见到一段段残存的路基。十八军为修复这段公路作准备，同时上级还指派了先遣部队在通过时了解路况的任务。

  回忆起这段历史，给王贵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接受任务后翻越二郎山的艰辛，“二郎山的气候反差大，爬山两天，好似经历了一年四季。”山下风和日丽，茂林丛生；山腰怪石嶙峋，猿猴暗嚎；山顶风雪交加，草木不生。

  当时，队伍从两路口出发行走了一整天，只爬到半山腰，住在唯一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村里。第二天再爬山，还有三十多里才能到顶。开始走还不太吃力，随着坡度增大，海拔升高，空气渐趋稀薄，同志们也慢慢变得疲劳，有的力不从心，只能抓住马尾巴往上爬。最后接近山顶的十里路，全为冰雪所覆盖，寒气袭人。这时，许多人胸闷头晕。

  “翻越二郎山真是上山腿软，下山腿闪，狼狈不堪。为此我还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已经88岁高龄的王贵像小孩子似地手足无措摸摸头说道：“当天早晨出发前我没有吃饱，又饿又累，步伐慢下来，就掉了队。”同行的战友累得直喘气，抓着马尾巴，也有爬不上去的架势。加上没带干粮，中午没有进食，战友抓起一把生米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王贵则使尽浑身力气到达山顶后，连爬带滚地下山时，双腿闪颤得直不起来。最后通过别的战友帮忙背粮袋、搀扶着，这才费劲地下到了甘海子宿营。

  王贵说：“当晚，我们在甘海子台站房里宿营，我就挨批评了。李科长说的话我如今记忆犹新。”“队伍拖得够呛！”李科长严肃地批评了他行军掉队，缺乏锻炼，要大家注意吃饱、喝好，完成每天的行军任务，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

  “不过后来李科长也很自责”，王贵如是说，李科长觉得自身对情况估计不足，没带干粮，让同志们饿着肚皮，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顶不下来很正常，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翻越二郎山是艰辛与困难的象征，甚至有些小失落。但在王贵看来，全科同志还是咬紧牙关，经历了一次高山行军锻炼，并取得了经验。

  英雄讲述云淡风轻，记者心里却偷偷捏着一把汗。面对地形险峻的情况，战士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无比坚韧的毅力，踏上进军西藏的征途，为“老西藏精神”及“十八军精神”作出了生动注解。（中国西藏网 记者/周晶 部分内容参考自王贵作品《藏学论文及忆文》、张小康作品《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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