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软件企业，正在尽力向国外客户输出许多的低端劳务和服务。它们做得怎样呢？“包工制”会把它们带向何处？

  外包事务担任人持续查收国外客户(外包商或)发来的(信息需求问卷。这些问卷让他振奋，因为是国外客户向软件公司发包的“探路石”。一大堆不同范畴的软件外包定单必定有得赚！他熟练地址击手提电脑键盘上的键，一个制造精美的问卷回执表跳了出来。从速填写：本公司的技能实力、外包团队、项目经历、开发才能、世界夥伴表白得谦善而妥当。

  很快，他得到客户回复：咱们能够当面交流吗？为什么不呢？两边很快热乎起来：办理和技能人员在两国间飞来飞去。看来，两边都很满足。那就找个高雅的商洽地址。客户把用户需求表达得一览无余；软件公司很快就理解：自己能接哪一部份。整个项目被转包了几回？终端用户是谁？版权问题呢？这都不重要。要紧的是：项目要用多少人？多少时刻？客户该付多少钱？软件公司的报价明显不会很高，客户拍手赞同。交货期和付款方法也被趁便敲定了。

  这样，担任人回去能够略微歇息一下了。作业交给项目总监吧，由他来招集项目小组并找个组长。然后是WBS(作业分化)、规划、编码，直到产品加工。当然，整个期间项目组会及时把反映作业展开的日报、周报和月报反馈给客户，以承受需求调整。一套标准的流程，确保软件产品顺畅经过单元测验、同业测验、系统测验等一堆杂乱可是很程序化的测验查验，并在预订的时刻送到了客户手里。别忘了，一大笔国外汇款如数转到了软件公司的银行账户上。然后，下一个循环......

  这或许是一家软件公司靠外包挣钱的抱负方法。相同巴望挣钱的我国软件企业也在这样干。我国软件业上一年外包事务的收入大约2亿美元。(印度接了39亿美元的外包单；它们的计划是8年后让这一数字攀升到800亿美元。)展开外包事务的软件公司大多会集在滨海城市和西安、北京、成都、沈阳这样智力相对密布的内陆城市，总的说来规划小、数量多、事务量小。仅大连展开外包事务的软件公司就有100多家，它们首要做日本的事务。这些公司一般是30人左右，规划大的有100人。

  尽管现在国内软件公司接来的大多仍是低端作业，价格偏低，也没有产权，但外包依然被认定是一种实际的商业方法。“假如全世界的软件加工大多会集在我国，咱们相同骄傲！”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

  东柔和中软在开辟外包事务方面可谓“羊群里的骆驼”。它们在项目商洽、项目办理、议价、查核需求、产品测验、后期服务等方面都现已构成比较标准的特征方法。东软的外包部队现已打破了1000人。中软则计划把它的外包部队狠增到1500人。东软上一年的出口额是1600万美元，除掉防火墙等自主软件及CT机等医疗设备出口之外，便是外包收入；中软上一年的外包收入是720万美元，占整个营业额的5%(东软不到10%)。

  东软从创建之初，就不断在外包事务上有质与量的渐进。开端因为依托高校，公司具有本钱不高的人才、优胜的研制环境，凭仗一项顶级的技能换来日本阿尔派的10多万美元启动资金。效果发生今后，公司获得了日方信赖，就开端有了小的包单(赢利并不太高)。再接着就办了一些合资公司，专门从日本合资方固定接包，这时的外包赢利攀高，挣钱也比较稳定。公司上市后，资金瓶颈被打破，就盖了个像微软相同的软件园。这招引了更多的国外大企业(东芝、NEC等)跑来合资，成规划且周期长的包单多了。树立合资公司，由海外合资方带来定单，客户相对固定，两边利益上挂钩，但拓宽客户的权力也被他人把握，自己是股东，还要给别的的股东打工，位置有些为难。所以合资公司不光有专门的部分担任接合资方的包，也独立到海外寻觅客户；现在公司开端触摸终端用户(如日本野村)，面对客户直接开发产品。

  中软则采取了多种外包方法。它有类似于东软的合资方法，北京富士通公司是中软与富士通的一家合资公司。它定向接纳富士通公司发的包，可是现在该公司现已在开发出口一些自主版权的产品，并且独立去开辟其他世界外包商场；中软融海则是挑选和NEC搞了研制协作中心，该中心以协作方法做NEC固定电信事务的外包，收入和定单都比较稳定，但一般这些人员在协作期内只能接NEC的包；中软世界则是专门和跨国公司的我国安排“打交道”，这有利于它能随时接到不同客户和不同范畴的包单，这种事务相对比较困难，听说很快也会获得展开；中软网络则是先做外国软件本地化外包(如汉化)，这能够发挥中软在翻译系统软件方面的优势，简单展开不同国家的客户。公司总裁郭先晨说他们现已在独立到海外寻觅包单。可是，中软总裁唐敏也以为：合资与协作的方法都是中软现在世界化的阶段性操作方法，两者都存在必定的局限性。终究，中软应该在软件企业敞开和自主性拓宽世界事务方面加大力度，把企业培育成一个具有高端技能的归纳软件企业。

  接揽外包定单尽管比把独立开发的产品打入世界商场要简单得多，危险也小许多，但无论如何也做的是“世界化”的生意。而我国软件企业大多没有世界途径，脱离国外

  资夥伴这个“拐棍”，自己单打独练、拉单子、谈生意也不那么简单。即便像中软这的“领头羊”企业，现在都还没有海外办事安排，一是资金不足(海外营业额到达1000万美元才适宜树立)，二是国家考虑软件企业承当的信息安全职责较多，一起外国协作方也不简单找到。因而所接包单多是转包数次的，不光价格低廉，且没有讲价条件；因为不能直接和终究用户交流，因而很难正确断定客户需求，常常构成返工，许多劳务“落空”。更有甚者，这边现已投入预备充份，那儿包单却迟迟不来。听说东大世通公司曾在“Y2K2000”项目上，花费巨资投入金融系统的一套软件外包，成果包单却没有拿到。关于各类丢失，外方的补偿都是“象征性”的，而假如对索赔追的太紧，还可能从此失掉这个客户。有的外方还十分高傲：“你不是饿了吗？我给你活儿！”。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外加文化差异，使得两边交流困难。

  与客户的交流、商洽签约、产品测验、后期服务和保护都要暂时派员，不光功率低下，也添加许多本钱。而具有海外安排不仅能拿到包单，仍是海外商场的出售途径和研制基地。现在咱们这种“隔山买老牛”的做法只能给他人做Coding。那些附加值高，并且能真实长本事的活比方系统分析和系统规划底子沾不上边，而假如有了海外基地，就有了桥头堡，就能够抢夺这些高附加值的部份。我国接包价格最高是3000美金(每人每月)，只相当于日本软件外包价格的40%左右，假如抬到70%，便是可观的“价格引诱”了；在美国，软件外包价格则按“每人每小时”核算，挣钱的空间就更大了。眼下，我国软件企业却只能“望价兴叹”。听说印度软件企业现已开端联盟向美国和日本抬价，很快印度软件的开发本钱将会高于我国，会不会今后向咱们发包的是印度软件企业呢？那就为难了！而要树立海外安排，需求许多的双语人才。假如海外安排建不成，中软就打算在海外购并当地小软件企业，或挑选外国软件企业协作。总归，海外商场必定是要夺了。

  别的，因为我国软件企业外包客户资源有限，大多是“case by case”(必定时刻内只能接固定客户发来固定开发范畴的包单)，一般长时间面对固定客户，范畴狭隘。因而，软件企业不具备习惯杂乱客户的才能，不能展开大规划、高应变、宽范畴的软件外包事务，软件业外包产业化“休克”。听说这种外包进程，我国软件公司很难从中学到技能，外方也会严厉保密，并且开发的软件大多是职业应用软件，而系统和工具软件等通用软件的外包项目很少(中软在操作系统和工具软件等通用软件方面的开发已获得许多展开)。因而，外包事务长时间存在本钱高、资源糟蹋多、办理不标准、返工率高级问题，难以与世界接轨。比方，印度获得CMM(才能老练模型认证标准)4级以上的软件企业有40多家(全球70家)，我国只要3家经过了CMM2级。而美国一般不发包给CMM3级以下的企业。

  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构成了软件外包的“阻力熵”，让整个软件外包业局势紊乱。所以，软件企业只能拿到小包单。外包规划小，就很难跟客户讲价，赢利空间就被捆住了。这种成果决议了我国软件企业外包只能是“初级包工”阶段。

  怎样打破“阻力熵”，并走出“初级外包”窘境？“病根”首要在自己身上，软件企业有必要快速储藏习惯世界软件业的技能、人才、操作才能和办理训练系统，除了经过外包学习标准办理外，一些软件公司开端争夺CMM认证，标准公司软件开发的进程。国家在软件产业的展开方面，也应多做方针指引，供给宽松环境，并鼓舞软件业世界化。上一年8月出台的“18号文件”，曾对软件企业世界化作出若干规则，但其间一些方针调整较快，仅修正附件就补发数次。有人主张：国家应鼓舞软件公司优先上市，改进其融资环境；软件出口(含外包)实施税收优惠；鼓舞软件企业出口以及在海外树立安排；树立软件企业展开基金，支持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双软认证”，CMM、ISO系列认证等。

  别的，我国软件职业应该构成战略联盟的大局意识。我国现在的软件职业协会仅仅行政性安排，甚至在软件出口外包事务方面的统计作业都没有展开。在印度，一家软件公司接包后，假如自己开发不了，它会很快转手到本国别的一家公司。其意图只要一个：把客户留在印度！而我国有的软件企业接到大客户的包，即便自己做不了，也偏要接。成果不光做得很糟，撵走了客户，也影响了我国软件企业的世界形像。

  印度国内软件商场瘠薄，不缺软件劳工，极端缺钱。可是，我国不是印度，仅仅我国的国内软件商场就被业界看好。已然如此，我国的软件企业不可能拘泥于“包工制”的窄圈内。软件企业更乐意把外包看作走出国门的“初级战略”和向世界软件服务企业转化的关键。

  眼下，尽管软件企业都急于把外包事务做大，可是在做外包的一起，它们也在寻求时机把外包事务的“境地”进步。根据外包的“新打破”是中软冠群和东大诺基亚。这两家合资公司采取了别的一种协作方法，合资公司都能够承受合资外方的外包事务，和原有外包事务没有差异；可是两家公司还要做别的一件事儿：两边协作开发共有产权的通用软件产品，并面向世界商场出售。这便是说，已然我国软件企业独立研制向世界商场出售的软件产品很困难，那么就“借船出海”。两边除了找活的雇主和接活的劳工联系之外，还有“平等商业利益”的协作联系。

  中软冠群是中柔和CA合资，除了做CA转来的世界外包事务，还共同开发世界通用的ERP软件；东大诺基亚是由东柔和诺基亚公司合资，该公司和东大阿尔派共同开发根据WAP的通用软件。尽管这种协作开端仍是以外包事务居多，开发的产品也首要面向国内，这却是走出“彻底外包”并完结世界化的一条捷径。

  别的，对立把“包工制”作为我国软件企业展开方向的中软，一直在开发通用操作系统软件和工具软件，以寻求时机锻构成世界化独立软件供货商。中柔和康柏的合资公司开发的Cosix64国产操作系统软件就现已应用于国内包含戎行在内的许多职业，一起

  中软的Linux操作系统和译星系列通用软件的开发也比较成功。这些动作都表明晰我国软件企业期望逐步走出应用软件的外包加工服务，而寻求时机独立开发世界顶级通用软件。

  做外包给东软的“启示”应该是刘积仁把东软由“卖产品的企业”做成“卖服务的企业”，其主旨清晰为“应用软件发明客户价值”。东软的这种定位首要供认它能够做许多标准化的外包事务，可是新的东软集团(东软行将完结重组，组成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依然是要安身国内，以自主开发产品和供给自主产权的服务为首要方针。刘积仁泄漏他会把集团的外包事务量控制在30%以内，大部份事务应放在自主产权开发。东软现在的营业额中，除了纯软件事务(含外包、自主出口)，还包含CT等医疗设备、嵌入式软件、SUN公司的硬件分销署理及少数的房地产物业。这说明作为一家上市软件公司，东软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有一些优势。因而，东软假如会集做“东软集团”品牌，而非单一强化“东大阿尔派”的影响力，整个集团就能够以成规划的外包事务、系统集成、嵌入式软件做根底收入，再切割一块优势力气做国内自主产权的软件开发，终究演化成世界化的大型归纳软件企业集团。

  中软也相同面对重组，它把精力会集在开辟世界事务和进军资本商场两个方面。为了开辟世界外包商场，中软可能要整合它的外包事务，把涣散在各公司的世界事务“捏合成体”，再打包上市，一致对外展开外包；一起整合原有的国内优势事务。假如说东软眼下急于整合的是“外包品牌”，中软则是整合“外包事务”。可是，两家公司都走在了我国软件业世界化的前列。

  那些规划较小的软件外包公司，应该打破固定外包客户和外包范畴的束缚，不是把外包单纯当作一种“挣钱的生意”，而把外包做成“企业经营化”或“城市产业化”。一旦把外包事务做厚实今后，这些小公司应该挑选联合或战略联盟之类的战略。

  因而，真要把软件外包事务产业化，不光要靠多培育几个东柔和中软这样的大型归纳软件服务企业，还要把滨海城市的小外包公司会集起来，先规划化，再标准化，最终产业化，构成区域和城市软件外包产业化。最终的局势应该是既有专门做外包的大型软件服务商，也有归纳的独立软件企业，将软件业有秩序地面向世界商场。

  看来，眼下软件企业都要把外包事务做大，做标准，但谁也不想只挑选“包工制”。“外包仅仅软件企业世界化开端级的阶段！”中软总裁唐敏说。刘积仁也坚持：“外包事务是软件企业训练基本功的重要环节。”因而，“包工制”会逐步演化。在必定意义上，它应该是暂时为我国软件企业供给收入，为办理铸造空间和供给与世界客户触摸的时机，是为我国软件企业世界化铺路，并把我国软件企业带到一个更高的境地。

  还有人说高层次的企业具有自动权，靠供给服务时机就能挣钱(如垄断性产品)；中层次企业相对自动，靠供给服务手法和途径挣钱(如集成计划)；低层次企业是被迫，靠完结服务挣钱(如劳务)。三类企业境地不同，寿数也就不同。

  软件业正给许多国家发明着丰盛的经济利益，它们沿着不同的轨道走通这个职业。

  美国靠“技能化”(如微软)和“参谋化”(如EDS)，即向其他国家输出软件业垄断性的顶级技能或绑缚办理参谋咨询服务，充任职业先导。

  日本靠“硬件化”，即以制造业需求为先导，不断把软件开发的定单“发包”给其他国家，自己出产的硬件产品中装置一流的嵌入式软件。小到电子玩具、数码相机；大到医疗设备、数字机床都极端先进。

  爱尔兰靠“本地化”，即为出售到欧洲的软件产品供给本地言语翻译，做包装、印刷宣扬、说明书及各种售后服务，充任世界软件业的欧洲出售窗口。

  印度靠“工厂化”，即以低本钱、大批量、高质量、即时交货方法包办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软件外包定单，充任世界软件业的加工工厂。